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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mzqb.cyol.com/html/2016-05/27/content_211834.htm

中企海外安全问题催生海外安全热

        2012年年初，多名中国工人在苏丹遭劫持之后，当年2月9日，中国水电七局第一批47名在苏丹的工作人员安全回国，在成都双流机场受到家乡员工的欢迎。视觉中国供图

        2014年5月，越南南部平阳省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骚乱分子焚毁了至少16家中资（含台资）工厂。图片来自网络

        2014年10月11日，包括10名中国人在内的27名人质获释后抵达喀麦隆首都雅温得。10名中国人是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喀麦隆公司的人员，当年5月16日被武装分子袭击、绑架。视觉中国供图

        2015年11月20日，武装分子袭击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的丽笙酒店，挟持了170名人质，有3名中国公民遇难。图为当地军警从酒店抬出遇难者尸体。视觉中国供图

        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大规模骚乱。中国政府从利比亚撤出中国公民3万多人。图为当年2月25日，中国人员在利比亚班加西港准备登上“希腊精神”号客轮撤离。图片来自网络

         “这不只是一个黄金市场，而是一个钻石市场”。在一个以“海外安全”为主题的论坛上，一位业内人士如此强调海外安保的市场前景。

        一支来自中国的“淘钻”队伍——中国本土安保企业，正在进入这个增长快速、潜力巨大的市场，想要在保守估计市场总额大约100亿美元的大蛋糕中分一杯羹。

        不过，“淘钻”之路并不容易。

进军高风险地区

        “两美元能买一听可乐，也能买一颗手雷”

        隔着一道两米多高的水泥院墙，一束眩目的火光在夜色中腾空升起。

        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2016年4月17日，作为一家国内大型工程企业的安保顾问，周晓飞下榻在这里的一家酒店。看到火光升起的瞬间，周晓飞有点懵，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在他的身边，当地服务生和安保人员跑的跑、举枪的举枪。

        周晓飞几乎就要拽着同伴儿趴倒在地。这是什么新式武器？他在脑海中迅速检索自己的经验储备。不像从天空中发射的什么武器，也不像信号弹。一个危险的念头涌上心头：这下怕是要躲不过了！

         “嘭！……哗！”下一个瞬间，火光再次在夜空中四散开来，然后闪烁着慢慢从空中陨落——原来是焰火!

        从心情紧绷到极点到骤然放松，这样的“心情过山车”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面对这样的情景，即便是周晓飞这样的“老兵”，也无法做到等闲视之。

        在周晓飞印象中，焰火在这里是极少见到的。遇到婚礼、球队赢球这样喜庆的事，当地人常用的庆祝方式是鸣枪。在这里，两美元可以在酒店的商铺里买到一听可乐，也可以移步旁边的军火商店，买到一颗公开贩售的手雷。枪声、流弹在伊拉克稀松平常；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会让人在第一时间将焰火与“致命威胁”联系起来。

        周晓飞的工作就是和无处不在的风险、不期而遇的致命威胁打交道。他个子不高、身材精干、肤色偏黑，尽管退役快10年了，周晓飞依然留着军人式的寸头。

        伊拉克是周晓飞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地方。10年前，作为曾在“雪豹突击队”服役的一名武警战士，周晓飞被派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执行安保警卫任务，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的随身警卫。

        退役后，周晓飞涉足企业海外安保业务，目前受雇于伟之杰安保集团，成了一名业内知名的“海外安全顾问”。自2011年后，他几乎保持着每年一次的频率造访伊拉克，今年已经是第6次了。作为安全顾问和安全培训教官，他还曾去过乍得、尼日尔、苏丹、南苏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沙特阿拉伯等国。

        周晓飞的足迹，大致勾勒出了中国安保企业“走出去”的路线。同时，这条路线也是随着近10年来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而形成的。

        “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3年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增长接近10倍，中国已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头号金主。”2015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其中，在很多政治和法律制度高风险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尤为广泛。”文章还根据其采信的统计方式列举了一些数据：中国占伊拉克外国投资的38%、占塞拉利昂外国投资的70%、占阿富汗外国投资的79%、占厄瓜多尔外国投资的57%。

        另一个数据是，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的引资额。

        收益当然是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其中也不乏无奈。作为对外投资领域的后来者，中国企业有时候不得不向一些西方国家“看不上”的高风险地区进军。

准备不足险栽跟头

        “早两天或晚一天，我们都走不了”

        作为“后来者”，如何与风险打交道，一些中国企业是在吃过苦头之后才逐渐习得的。

        周晓飞此次重返伊拉克，为的是代表国内一家中资企业，去商谈一个大型项目的安保事宜。2014年6月，这个项目因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向南推进而被迫停工，现在准备复工。

        时间倒转回两年前。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大型项目施工的1000多名中国员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产生交集。那时“伊斯兰国”才刚刚为人所知，没人料到他们的南下攻势如此迅猛，几天前还听说他们盘踞在伊叙边境，几天后，他们的战线就已经推进了数百公里。等反应过来，项目上的人员已经来不及撤离，“伊斯兰国”与伊拉克政府军的交战区，阻断了从项目所在地撤往巴格达的路途。

        可以想象的恐慌情绪在蔓延，营地中的食物等储备也只够维持数周，一些一辈子也未想象过这种阵势的中国工人有些沉不住气了。有人闹起了情绪，在营地内喊口号向管理层施压，要求尽快撤离。

        1000多名中国工人的安危，也让国内焦心。怎么才能将这1000多人撤回中国？

        这家中资企业找到了伟之杰安保公司，希望协助实施撤离。接洽后，该公司和中资企业组成了危机应对小组，周晓飞和同事立刻申请了签证，与这家企业的领导一道，坐上了飞往伊拉克的航班。到达巴格达后的几天内，通过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等机构努力协调，终于调来一架军用直升机，将周晓飞一行送抵被围困的施工营地。周晓飞记得，那一天是2014年6月18日。

        战事焦灼，危机四伏。要确认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并找到车辆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撤离，对于伊拉克方面而言，又是一个难题。经过多方协调和焦急的等待，撤离的消息终于传来。

        从中资企业项目营地到巴格达，只有约130公里路程，车队走了3个小时。整个行程中，周晓飞始终提心吊胆。

        撤离分两批进行。工人们坐着运兵车和装甲车，走的是伊拉克军方开辟的“最安全”的路线。但在车队途经之处，激烈交火后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一路上，周晓飞看到，检查站和碉堡悉数被毁，路边遗留下“成片成片”的弹壳堆。必经之路上的一座桥梁，一侧已经被完全炸毁，车队不得不紧靠着另一侧小心翼翼地通过。那个时候，哪怕只是远处的一声枪响，也可能使心绪不宁的工人发生难以控制的混乱甚至骚乱。

        6月27日，项目全体人员终于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就在第二天的2014年6月28日，“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帝国）。“看新闻时发现，我们撤离中刚刚途经的区域，再次被IS占领了。”周晓飞心有余悸，“我们凑巧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早两天或者晚一天，我们都走不了。”

        撤离是成功了，但在中国海外安保行业内，这件事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关键是，这家中资企业事先没有建立与极高风险等级相对应的防范机制和措施。”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平分析说。比如，这个项目在“人防”层面仅靠数十名伊拉克警察负责，每个当班时段只有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的安保力量，人力本来就不足；更严重的是，当IS攻入项目所在城市后，一些当地军警脱下制服，随时准备逃跑。

        今年4月周晓飞去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这个项目复工之前，针对上述缺陷向伊拉克方面提出安保措施方面的改进要求，包括人防、物防、技防、危机应对、撤离路线等措施都要到位。与伊拉克业主方的协商会议连轴转地进行，连用餐都是在会议室解决，好在谈判结果让周晓飞他们基本满意。

分一杯羹殊为不易

        “还有中国公司做这一行？”

        现今的伊拉克，说不清是处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在这样的时候，去伊拉克的都是些什么人？周晓飞在飞机上观察到，在从迪拜或阿布扎比飞往巴格达的航班上，除了当地面孔，西方面孔居多。以周晓飞的经验，他通过装扮和身体特征可以分辨出来，这些西方面孔的乘客很多都是“做安保的”。

        业内人士不得不承认，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安保公司现在还很难谈得上有多强的竞争力。

        今年4月，凤凰国际智库推出了一份“国内及在华安保公司”排名，国外安保行业巨头士瑞克保全公司（G4S）和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高居榜单的前两位。这份报告指出了国内外安保行业之间显而易见的差距：“士瑞克保全公司从事安保业务已有100年历史，化险咨询也早在1975年就开展了海外安保业务。而中国国内主流安保企业直到1993年才开始起步。”

        差距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国外大型安保企业的服务合同通常都厚达几十页，非常详尽；而我们的许多安保企业的合同往往就是几页纸。”刘新平说。

        前几年，在去伊拉克等国家的航班上，如果碰到同胞问起自己的职业，周晓飞都会如实相告，对方往往会表现出惊讶的神情：“还有中国公司做这一行啊？”

        几年过去，那样的惊讶不怎么出现了。周晓飞在飞机上偶遇的中国同胞，尤其是在国外工作的中资企业员工或个体老板，都对他的职业有所了解。用中安保公司国际部总监黎江的话说，“近一两年，海外安保行业的‘社会能见度’变高了”。在黎江看来，2015年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国“海外安保”行业发展壮大的“元年”。

        说起2015年，海外安保圈儿里都会提起一起不幸事件。

        2015年11月20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3名高管，在西非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家酒店遭遇恐怖袭击遇害。习近平主席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障，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我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来自国家高层的重视，加上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黎江体会到，上门咨询海外安保业务的人比以往多了“三五倍”。

        市场无疑是有的。“仅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中资巨头，一年的海外安保费用就在20亿美元左右。”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平说。

        但是，要想在海外安保市场中分一杯羹，却殊为不易。个中原因多多。

        比如，依照有关规定，中国安保公司人员在海外不能持枪，这是相比于西方安保公司的劣势之一。因为不能持枪，诸如随行护卫等业务，中国安保公司通常无法承接。中方安保人员在海外是否应当持枪，目前在业界也有争议。几位接受记者采访的资深业内人士均表示，中方人员持枪确实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一名中方人员持枪将人打伤、打死，“麻烦很大”。周晓飞介绍说，目前中国安保业界采取的方式是，让当地雇用人员持枪，这样做，既不违反规定，也可以规避上述风险。

        事实上，能否持枪并不是国内安保行业发展的真正瓶颈所在。人才才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黎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多数涉足海外安保的企业，都是从国内安保业务过渡而来的，“这是一个从劳动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跨越。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早年的一些企业一样，向海外大量派遣本国人员去做安保了。”在黎江看来，大量派遣本国安保人员的做法，不仅过时，而且也不实际，“现在行业中主流的海外安保企业，大多采用的是向海外派遣精品安全官的模式”。

        于是，合格的安全官成为稀缺资源。而所谓“合格的安全官”，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周晓飞的观察中，西方安保人员“很多是从特种部队退役的，都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国内的一些海外安保人员，虽然也号称是从特种部队退役的，但大多并不具备作战经验，或者经验并不丰富。这些人到了海外高风险地区，听到枪声一响，“也会像新兵一样紧张”。

        语言是另一道门槛。由于语言不通，许多专业素质很好的安保人员，也无法在海外完全施展技能。

        “能文能武”是当前海外安保行业用人的理想标准。但是，要找到现成的理想人才并不容易。像周晓飞这样在从业前就有在海外高风险地区常驻经历的从业者，在业界是凤毛麟角。

        伟之杰安保集团总裁者美杰认为，安保行业吸纳人才的一个瓶颈，还在于人才本身的观念。他表示，我国的一些退役军警，退役后似乎更愿意“当公务员，谋个铁饭碗”，发挥特长进入安保行业，并不是这些怀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士的主流选择。

市场亟待规范监管

        “市场被炒得过热了”

        即便中国安保公司在海外开展的业务还比较单一，一些中资企业仍然愿意将一部分业务交给中国安保企业来做。

        “聘用外国安保企业是把双刃剑”，者美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西方企业的优点是经验丰富，技术设备方面比较先进。但是，如果是油气等涉及国家利益的项目，有的企业担心会有“泄密”之虞。其次，在价格方面，“西方安保企业的服务价格比中国本土安保企业至少要高一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中资企业认为，在海外“还是自己人比较信得过”。

        周晓飞听说过这样的事例：在埃塞俄比亚，一个中资企业项目所在营地遭遇当地反政府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袭击，守卫营地的100多名埃塞俄比亚当地军警，在与200多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交战了半小时后，“发现自己打不过就撒腿跑了”。　　

        希望让中国安保公司做安保的海外中资企业项目并不少，但问题是，市场上能够提供完备海外安保服务的公司并不多。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平说：“目前，真正涉足海外安保业务的中国本土安保公司满打满算不到20家，真正在海外落地的公司最多也就10家左右。”

        在海外安保市场里，真正合格的“玩家”并不多，但市场却被炒热了，甚至是“过热”。

        者美杰认为，“炒热”市场的主要有两个群体。一种是专门“炒市场”的，有些机构和专家，乐于组织各种冠以“一带一路” “海外安保”等名头的论坛或排行榜，打造各种对接平台，鼓吹海外安保的“蛋糕”有多大。“不少机构就靠这个吃饭。”第二种是一哄而上“做市场”的，“有资质没资质的”都觊觎着海外安保这块蛋糕，想要挤进来分一块。

        “恶性竞争”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低价竞争、虚假宣传、托关系拿项目，这些都并不鲜见。有的公司并不具备安保资质，却以咨询公司的名义、以在海外临时注册公司或挂靠有资质的公司的方式，来争夺项目。”刘新平说。

        “没规矩、没门槛，谁都可以做，鱼龙混杂”，这是者美杰眼中的海外安保市场现状。“中国本土的安保企业现在是各走各的道、各唱各的调。一个个小舢板怎么比得过人家大航母呢？”者美杰反问道。

        有鉴于行业现状，刘新平提出了创建一个行业联盟，设立行业标准，整合海外安保行业的想法，“英国士瑞克保全公司就是由几家小公司整合起来的”。虽然每次和业内的人聊起这个想法都能获得不少赞同，但是刘新平觉得，真正要在业界整合各家公司的力量，却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想自己坐庄”。

        此外，有些问题仅靠企业和行业自身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用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我们需要‘顶层设计’。”黎江说。从业界角度来看，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的地方很多——引导、督促安保行业制定行业标准；在安保企业为相关人员办理护照、签证时给予支持；出台监管政策、填补监管空白、成立专门的行业监管机构，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等等。

        还有人建议，政府应大力扶持中国海外安保企业的发展。不过，黎江对这种说法有些不赞同。黎江认为，政府的作为也应该有界线。“什么叫扶持安保企业发展？是让国家分配给你项目，还是强制让海外中资企业购买多大比例的中国本土安保服务？如果是那样，无异于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垄断市场”。

        刘新平也持与黎江同样的看法：“行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来解决。”　　

        黎江拿起桌上的一个水壶打比方：“现在行业内存在恶性竞争，就是因为大家都无序地挤在壶口，竞争当然激烈。”而未来比拼的，无非是看谁能够在行业里做得“够专”“够深”，“第一个进到壶肚子里的人，喝到的水自然会多。”

        中国本土海外安保企业要进到“壶肚子”里，要花多长时间？“3到5年。”虽然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但者美杰对未来仍表示乐观。

文章源自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婧2016-05-27 星期五